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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改革:跨越发展还是飞进深渊

发表时间:2018-03-25 22:28

当下中国教育现状为发展中的中国带来了潜伏的巨大危机和挑战,改革教育已成为中国崛起需要突破的重要瓶颈,中国教育部新出台的教育改革组合拳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各利益方休戚相关,若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寄希望于现行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实质性的教育改革会不会更多是一种妄想?  


中国两会日前结束了,中国教育部也亮出了教育改革的组合拳,对外公布了教改新举措。大陆从幼升小到高考将进行全面改革,高考不再分文理科;数学命题将要大幅降低难度;语文考试难度将提高;外语可以多次参考;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2020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 中国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最新出台的这一系列教育改革制度,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大陆的家长和学生们更是议论纷纷。


中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自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次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百年有余。大陆自1977年11月重新恢复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1978年恢复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当代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也已逾40年。 1977年至1978年,大陆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撤销的西南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一批大学,至1978年底,恢复和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1986年通过《义务教育法》,在全国推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数据显示,1990年大陆高中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校生的比例大致达到了1∶1。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上纪世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呈现了“跨越式发展”。 至2016年末,大陆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2.98万所,招生3,239.63万人,在校生1.42亿人,专任教师927.69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4%;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2.47万所,招生1,396.26万人,在校学生3,970.06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7.5%;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80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237所,高职(专科)院校1,359所。 1995年11月,中国正式启动“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1998年5月,启动“985工程”,目标是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16年,中国开始启动研究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即"双一流建设高校")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 从数字上来看,中国教育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回看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 中国的教育在“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教育产业化”的特殊发展路径。1992年,官方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将教育定义为第三产业,教育由“上层建筑”被重新定义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纳入了国民经济的分析框架。 我们看到,在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大陆通过“教育产业化”路线的确有效扩大了教育规模,增加了民众受教育机会,但与此同时,“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理念促使各地热衷于利用市场机制扩大资源、各级学校通过教育活动营利创收,各类培训机构更是层出不穷。 任何教育都应是把育人放在首位,而回看当下的中国教育,中小学生日常被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类考试和补习所羁绊。一个怪象已日益频繁呈现: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等比赛中,中国学生时常能拿得第一,但其后的发展路径却更多是“伤仲永”,在国际上拿了奖牌的学生在“减分”进入理想大学之后,往往却失去了继续钻研科学奥秘的热情,如何利用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已成为绝大多数学生的共同思考方向。 无论是近代欧美还是日本的崛起,在根本上都得力于大力发展教育。中国现在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极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是刚需,而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机械化“做题能手”能否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已是中国当下刻不容缓的战略思考。 2018年初,正式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宣布将全职执掌西湖大学的施一公曾感慨道,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他之前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在他看来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 教育改革羁绊重重 当下中国教育的种种现象,为发展中的中国带来了潜伏的巨大的危机和挑战,改革教育已成为中国崛起需要突破的重要瓶颈。 而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已是不争的事实,教育官僚权利之大、好处之多虽是秘而不宣,但也可谓是人所共知。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教育部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高考次数改革,还是英语减分、语文加分等举措,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丝毫不受影响,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反倒越大。 以中国高校改革为例,回看一下历史,2009年9月10日,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接受聘书,成为在深圳筹办的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被社会各界寄予高等教育改革厚望。2014年9月朱清时退休离开校长一职,曾豪情万丈的朱校长并未能实现办学当初的诸多设想。中国大陆固有的行政体系对新办大学仍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起着作用,从引发舆论场高度关注的“教授治校”的设想,到最后偃旗息鼓顺从惯性,让人不禁扼然。   中国当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校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是时代给出的世纪之问。教育成就未来,今天的在校学生到2049年中共执政百年之际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今日中国教育的改革是对未来的交待,也是时代给予的大考,答案是否优秀历史将给出评判,但有一点无疑是明确的,教育改革没有后悔药可吃。 中国当下需要的教育改革必然不是无关痛痒的走形式改革,而各方利益集团形成的阻力是巨大的。除了庞大的教育行政体系,既得利益集团它还包括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涉及出版机构、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补习班等,也包括当下教育体制指定、认定的各类“专家”、“学者”,他们或以学者身份出现在官场,或以官僚身份出现在学界。各利益方休戚相关,若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寄希望于现行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实质性的教育改革会不会更多是一种妄想?